邓小平对统战工作的继承和发展

    统战工作是我党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各历史时期都发挥过重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统战工作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重新回顾他对党的统战工作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对进一步做好新世纪党的统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针对我国社会关系根本变化，明确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的崭新理论，为统战工作奠定了政治基础。
　　早在1939年，毛主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的著名论断。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实际，根据3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上明确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个精辟论述高妙之处，就在于他采用“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两个概念，揭示在大陆范围内阶级关系变化后，在统战工作内部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次讲话中首先用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这两个名词。同时，他还直率地指明：“统战工作性质简而言之，就是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接着他又进一步强调：“爱国者是无限的，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只要他回归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
　　此后邓小平更全面地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界定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这个越来越完整的思想体系，不但在理论上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要不要继续开展党的统战工作问题，而且为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战工作，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二、全面吸取我党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科学地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范围和任务，为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港澳回归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他全面吸取我党历史上“左”倾关门主义教训，审时度势地提出：“新时期统战工作必须具有空前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建设现代化祖国而奋斗！”这一重要理论，及时把统战工作和全党的工作中心紧紧链接到一起，从而使统战工作走上与党的中心工作相适应的轨道。正因为如此，广大统战干部在统战领域里有了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广阔天地，使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统战工作新局面。
　　1981年，邓小平在论述党的统战工作范围时，他针对一些人的旧观念明确地说：“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就是要把一切能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宜宽不宜窄，宽有利，不是窄有利。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他告诫全党，扩大统战工作范围，其目的就是要让一切热爱祖国的个人和集团，不受社会制度、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限制，“都可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从而更加扩大统战工作范围。”此后，他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毅然将长期使用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传统的名称，更改为“爱国统一战线”。这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试想，几十年来，人们总是以“革命”一词为时髦，现在他把这个时髦标签摘掉了，这是何等超人的胆识。假如没有无私无畏的气魄，谁敢把“革命”这个金字招牌自动取消掉？这一更名，使党的统战工作更加具有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因为爱国主义永远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这一新的提法，不但标志我党对统战工作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而且也充分体现了统战工作的历史连续性和时代特殊性，是一项大有可为的工作。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党的统战工作任务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统一战线工作，不但要为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他唯恐人们重蹈历史覆辙，又一语破的地强调：“统战工作的总目标是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彻底澄清了人们对统战工作的模糊认识，为巩固和壮大新时期统战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全面开创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新局面，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奠定了政策基础。
　　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思想，是由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来的，并作为一项政策得到成功的运用和广泛的发展。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对协调我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调动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创造性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首先为我们指出民主党派的性质。他说，民主党派的性质是“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一科学论述，彻底解决了在多党合作领域里多年未曾解决的理论是非问题。其次，他提出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理论，充分肯定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各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既坚持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坚持民主党派在政治上自由、组织上独立和法律上平等地位。从而为新时期多党合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外，他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地把“八字方针”完整地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这表明中共与各友党之间的彼此信任，真诚合作和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为多党合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邓小平同志反复地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种政党模式，摒弃了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的弊端，吸收了其中合理因素，把坚持一党领导与实行多党派广泛合作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来了，所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选择。鉴于党内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个人独裁现象时有出现的教训，邓小平对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十分关注。他殷切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同志，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各方面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自己意见、建议和批评，永远做共产党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诤友。
　　1989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纷纷解体，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时，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要求拟定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方案。在他积极推动和党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基础上，终于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个重要文件，从多方面规定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形式和措施，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已走上制度化健康发展轨道。
　　四、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为港澳回归和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港澳回归和海峡两岸统一，是历史遗留的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港澳回归和台湾问题，找到了一条既现实又切实可行的途径。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我不吃掉你，你也不吃掉我，相互尊重，共同繁荣。”他特别强调，“这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爱国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的任务”。他对许多来访的首脑和政要说：“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从我们中国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用这种合情合理的方式是行得通的，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映，而且为各国提供了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成功范例。”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构想，受到全党全国人民高度称赞和充分肯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重大成果，赢得海内外各界人士高度赞誉。
　　此外，邓小平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他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他唯恐人们不理解，又进一步阐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他还要广大干部以推心置腹、坦诚相见的态度，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对他们在政治上要关心，工作上要支持，生活上要照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些谆谆教诲，无疑是给饱经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真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