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多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历史的必然
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提出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的著名论断。五十年代，他又多次把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与扩大民主生活放在一起讲，并强调制度建设对于发扬民主、加强监督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就已开始建立，其共同的政治基础是反帝、爱国，要求民主。毛泽东曾郑重宣布，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通电或发表公告，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出关门主义的不良倾向。邓小平很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凡此种种，都严重妨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妨碍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邓小平严肃批评了这种现象，他强调说，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而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重申了中央的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
1956年，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需要重新明确。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已经有了长久合作的历史。各民主党派不仅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经受住了各项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检验，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进一步调动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各方面建设中的作用，是迅速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需要。毛泽东以苏为鉴，在政党制度问题上批评了苏联“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做法。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1956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现象，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中业，是有益无害的。……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严重破坏的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方针政策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表示：“我们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这标志着我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苏联等国的一党制，又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
民主党派都享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早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期，邓小平就曾深刻地剖析过“以党治国”与“一党专政”恶劣传统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对其提出尖锐批判。他说，“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他强调指出：“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邓小平深刻阐述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新时期坚持多党合作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我国各民主党派原来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它们从来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带有阶级联盟的性质，其组织成份常常是既有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又包含进步分子。各民主党派都走过了一条由反帝爱国、要求民主，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历史道路。
在对民主党派性质问题的认识上，曾经有过反复。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后，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又把民主党派当作资产阶级政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如同共产党内许多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一样民主党派成员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遭到严重破坏。
在多党合作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可以保证多党合作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西方多党制所产生的互相倾轧、尔虞我诈等弊端，进而保证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在共同的利益、理想与目标下集中精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明确指出，“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的任务》的著名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同年10月19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邓小平出席并讲话。讲话全面回顾了民主党派的主要贡献，肯定了它们的历史性进步，表达了对它们的殷切期望。讲话指出：“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民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推动和帮助各自的成员以及所联系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但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各民主党派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是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重要保证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的完整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它深刻地体现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也表明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长期共存，是指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但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首要的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肝胆相照是讲开诚相见，荣辱与共是讲事业相同，
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一个最高明医生不可能为自己开刀动手术；一个最优秀的理发师不可能为自己理发美容。早在五十年代，邓小平就从执政党建设的高度，重点阐明了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就，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而“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限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邓小平强调指出，“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他说，“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邓小平指出：我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同时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心党派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多党合作必须制度化、规范化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与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在什么时候，统一战线都有个发扬民主的问题，发扬民主使统一战线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统一战线又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得到进一步扩大，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鲜明特色。就当前形势来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能力的考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更需要多党派的鼎力相助，更需要通过多党派的渠道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民主。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反复思考中，在对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中，邓小平对民主问题的实质及民主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政治协商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主要方式。邓小平十分注意发挥统一战线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强调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1979年10月，他首次把我国的多党派合作提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认识，指出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