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农工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确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决定扩大农工党的组织基础,继续紧跟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农工党于1948年9月在香港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改变对国民党的斗争方式,由和平的民主的斗争转向武装的军事的斗争。强调“为了与中国共产党切实合作,本党应加紧团结农工平民大众与解放军并肩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加速胜利进程,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负责人建立联系,开始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运用各自社会关系,在国统区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武装组织,开展军事武装斗争。同时,积极开展策反蒋军起义、搜集军事情报、破坏蒋军作战、组织护厂护校、迎接人民解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努力贡献。
浙江东磐地区的农工党组织及党员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革命大潮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革命、参与地方革命政权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合力、并肩作战,在烽火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热血豪情 东磐武工队成立经过
有志青年投奔革命
1947年初,从英士大学毕业的陈伟卿摒弃了国民党政府分配的工作,跑到上海寻找途径,决心投奔苏北解放区。但当时中共驻沪办事处等有关单位均已北撤,陈伟卿在上海处处碰壁。最后通过《文汇报》记者王坪的介绍,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农工党中央机关见到了章伯钧主席及李健生、张云川等领导。中央领导对陈伟卿投身革命的志向深表欢迎,因此介绍他加入农工党。方福仁是陈伟卿的同学,两人有共同的志向,经陈伟卿介绍和代办手续,他也加入了农工党。此后两人多次要求去苏北解放区,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陈伟卿便留在上海与农工党上海市委会虞键、许士林、申葆文等一同从事地下工作;方福仁在杭州与农工党浙江组织的施干卿、石云子、胡凯等同志保持联系,参与杭州的地下工作。
数月后,陈伟卿、方福仁不满足于城市地下工作,仍要求去苏北解放区。经农工党中央驻沪办事处和上海市党部的曾伟、虞键同志多次与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浙东工委,1948年1月更名为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浙东临工委)副书记马青联系,决定派陈伟卿、方福仁回东阳、磐安开展工作。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开展地下工作,发动、组织群众,开辟东磐地区游击根据地。指定陈伟卿为农工党东磐特派员,方福仁协助陈伟卿共同负责该地区工作,由中共路西临工委(1948年12月更名为中共金萧工委)负责对东磐地区的具体领导并提供活动经费。在陈伟卿、方福仁回东(阳)、磐(安)时,中共路西临工委还特别安排驻沪联络员钱煦春护送。
迅速发展农工党组织
1947年12月,陈伟卿、方福仁、吴茵华(陈伟卿未婚妻)担负着组织交办的神圣使命,回到东磐家乡。来到东阳城内的当晚,即与东阳中学教师陈心发联系。陈心发是东阳马宅镇孔村村人,1943年考入国立英士大学,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毕业后在东阳任教。经接触和交谈,陈心发化名阿根加入了农工党。接着,陈心发介绍英士大学就学的在校生吴复元(吴畏)、东阳中学教师施伯朱和圣武乡学校校长许维星加入农工党。吴畏又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吸收施姬周、郑鸣雄、楼金叠、杜林荣等10多人加入了农工党。
陈伟卿、方福仁又在防军前山头村先后吸收了从国民党军队回乡的方启东和小学教师方进人、方海法等加入农工党;吸收了南马乡的金理言、胡立成,千祥同德堂中药店的羊凤岗、吕克昌以及磐安简师附小教师郑皎,磐安中学教师金昔复、卢念球,小学教师陈廉、董康、董忠达、陈义和,农村知识青年陈鄂洲、陈立文等成为农工党党员。他们发动党员和所联系群众,开展一系列反蒋、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舆论宣传和民主活动。相继创办夜校10余所,自编教材,传播革命知识;以中青年农民为对象,秘密组织“六谷班”,一边垦山种玉米,一边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大盘乡退伍军人和还乡警政人员成立“磐安军政同志会”,与反动政府开展争锋相对的斗争;发动群众,开展“二五”减租和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培育了一批骨干和斗争力量,为东磐武装革命和根据地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48年2月,农工党中央驻沪办事处改组为华东局。为了适应武装斗争需要,华东局指示尽快筹备成立农工党东磐地区工作委员会。不久,农工党磐安小组成立,组长为郑皎。3月,农工党英士大学支部成立,主委吴复元(吴畏)。7月17日,农工党东磐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会议推选陈伟卿为主任委员兼组织委员,方福仁负责宣传,陈心发负责民运,吴畏负责学运,方启东负责军事。他们通过编印分发《东磐农工》《怎样做地下工作》册子等形式进行党员培训。至1948年11月,东磐地区发展党员50余人,加上英士大学支部30余人,共80多人。
参加中共武装革命
磐安组织成立后,很多同志生活上居无定向,军事工作又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听说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向东磐方向推进,已经到了离千祥镇不远的林甘附近。林甘是农工党党员施伯朱的家乡,陈伟卿在施伯朱陪同下,毅然深入山地20多里,只身闯进了步哨线,在东阳、永康、磐安交界的后岗头村,会见了六支队政委卜明和支队长应飞。不久,根据约定,第六支队派人与东磐组织同志进行多次联系。9月,六支队指示东磐组织成立“东磐武工队”,发给短枪两支。陈伟卿与方福仁商议决定,由方启东负责这块工作。后因国民党县自卫队围剿东阳、永康、缙云三县,第六支队撤走,东磐组织与第六支队便失去了联系。
而此时,国民党当局根据蒋介石指示,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大规模的迫害行动,在各地大肆绑架、逮捕民主人士,浙江农工党也多人被捕。国民党金华专署和东阳、磐安县政府将20多名农工党骨干列入通缉名单,东阳县政府还张贴了“缉拿方福仁、陈心发归案者各赏大米100担”的通缉令。随后,东阳、磐安两县反动政府大肆逮捕陈伟卿、郑皎及“军政同志会”和“六谷班”人员。磐安大盘乡乡长孔令辉以“共产党煽动、策划减租”的罪名,抓捕陈廉和陈鄂州。1948年9月,陈伟卿与吴茵华在金华被捕。之后,方福海、胡烈成、包焕文、郑云海、陈胜、马一鸣、孔继芳、马良开等10余人相继被捕。其余同志大多数就近隐蔽或外出,农工党东磐组织陷入困境。
在此形势下,农工党华东局指示,以农工党名义参加浙东游击队和地方工作,暂时停止组织发展,从地下斗争转入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组织力量,依靠中共金萧支队建立武装组织,开展东磐武装斗争,迎接全国解放。农工党东磐地区的党员革命热情高涨,以各种途径纷纷参军,加入中共路东二支队、中共路南六支队、中共金萧支队等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
成立东磐武工队
解放战争初期,东阳磐安尚是革命武装斗争的“空白区”,介于路西、路东、路南和台属四块游击区的中间,多为山岳,交通不便,一度成为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猖獗地区。但其地理位置重要,填补这个“空白区”,就能使四块区域连成一片。1948年10月,中共浙东临工委召开台(州)东会议,指出,由路东(会稽)游击根据地向东磐地区扩展,建立东磐革命武装,开辟东磐游击区,积极领导国统区的各界群众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12月上旬,中共会稽中心县工委根据浙东临工委的指示,决定组建东磐第七武装工作队。随后,中共会稽中心县工委书记周芝山、组织部长张扬等在嵊县防山村东白山会见了农工党党员方启东、金理言和方向。方启东等把东磐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作了详细汇报,表示东磐地区建立革命武装的条件已具备,但东磐的革命斗争必须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周芝山听后当场表态:“东磐地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意义重大,从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东磐的群众基础及有利的地理条件来看,已经成熟,必须尽快行动起来。”随后安排方启东等参加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培训他们如何开展游击战,怎样打击和争取国民党乡长、保长,怎样筹集粮款,怎样组织发动群众等。
12月21日,周芝山、张扬宣布中共浙东临工委成立“浙东人民游击纵队第七武装工作队”的决定,任命中共党员刘熙范为指导员,农工党党员方启东为队长,另中共党员金振铎、农工党党员金理言为队员,共4人组成。
“浙东人民游击纵队第七武装工作队”又称“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第七武装工作队”,对内称“东磐第七武装工作队”,简称“东磐武工队”。任务是“开辟东磐地区,建立东磐游击根据地”。具体工作是:在新区组织、宣传和鼓动群众开展“一打三抗”(打倒蒋介石,抗抽壮丁、抗粮、抗苛捐杂税),打击和消灭反动武装力量,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尽快摧毁反动统治机构,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
于是,4个人,1支短枪、4枚土制手榴弹和一大捆传单以及10天的生活费,踏上了武装革命的征程。
智勇斗敌 东磐武工队迅速壮大
武工队的第一把火
1948年12月22日,刚刚成立的东磐武工队一行4人冒雨从嵊县防山村出发,在途径东阳楼西宅时,已是深夜了。在练溪乡公所听到有打麻将的声音,就决定进去察看。推门进去,几个家伙还沉浸在麻将牌中,对“来访者”完全漠然。当得知是共产党游击队时,个个吓得腿脚颤抖,站立不稳。在4位武工队员的责令下,他们乖乖地把练溪乡公所的户口册、壮丁册、文书档案统统搬到天井,一一焚烧。随后,武工队张贴了宣传共产党政策和革命道理的标语。为了制造声势,他们4人在村子里吹哨子、喊口令、来回跑……以迷惑敌人。当时正值冬至夜,天空打雷,国民党反动派闻之惶恐不安。
12月23日,武工队来到群众基础较好、又是方启东和方福仁老家的前山头村立足。采取白天隐蔽、夜间行动的方法,一边张贴标语,宣传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大造革命舆论,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一边向地主、保长及地方公常缴枪,向财主等发出派借军粮军款单。同时以秘密或公开的形式向保长、乡自卫队、乡村地霸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请他们看清革命形势,明确自己出路,配合交办的任务。
武工队虽寥寥数人,但威武骁勇、雷厉风行,仅三、四天时间,就收缴了千祥王滩村和防军村保长白朗宁手枪2支、子弹20余发,向前山头村和千祥岭头村公常借步枪4支、子弹若干。向财主等派借的粮、款单也如数备齐。得知武工队来东磐地区活动的消息,郑皎、陈鄂洲、金钦盛等一批东阳、磐安的农工党同志先后前来参加。经近1个月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宣传,武工队发展到30多人,群众基础更加扎实,在前山头、孔村、杨岩弄一带初步建立了根据地。武工队员的衣食住宿得以保障,有了敌情群众马上来报,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基本已不敢轻举妄动。
1949年1月中旬,接中共会稽中心县工委通知,东磐武工队到嵊西防山与会稽路东游击队会师,参加整训,跟随浙东解放军主力行动,参加攻打诸暨陈蔡镇、枫桥镇和嵊县石璜镇等战役。在严酷的战争环境磨炼下,又经过一个月的整训和历练,武工队的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得到极大提高。
立足东磐 游击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
1949年2月25日,中共浙东临工委宣布东磐武工队升格为东磐中队,刘熙范继任指导员,方启东任中队长,下辖三、四两个排,分别由农工党党员郑皎、陈鄂洲任排长。增配轻机枪1挺。
开展大规模攻势
为了进一步加强东磐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中共浙东临工委同时宣布成立东磐地区办事处,农工党党员陈心发为办事处主任,刘熙范兼任办事处指导员。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武装不断壮大。中共浙东临工委指示:真正做到在军事上、政治上更大胆地向敌人展开更大规模的进攻,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根据指示精神,武工队采取既分散又集中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深入敌据点附近,展开军事、政治攻势。拔掉了国民党驻守在歌山大桥的要道据点;袭击东阳马宅公所、千祥镇公所;智缴敌伪自卫队、地主反动武装。总计收缴步枪、轻机枪、驳壳枪、手枪、冲锋枪400余支,子弹500余发。发动群众“开仓济贫”,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解放战争大好形势。国民党东磐两县政府大为震惊。
随着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东磐根据地的消息广为传播,不仅附近的群众和青年积极分子踊跃报名参军,还有上海、金华、杭州、宁波等地大中学生也先后结队来东磐参加革命。两个月的时间,东磐武装队伍发展到100余人。
各方面的人才多了,武工队的群众工作也更加活跃。每到一地就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演出进步剧,创办《东磐简报》,宣传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为打倒蒋介石,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3月7日,中共浙东临工委宣布,东磐中队升格为东磐大队,刘熙范继任指导员,方启东为大队长,下辖三、四两个中队和一个突击队,其中农工党党员郑皎、金理言分别担任三中队和四中队中队长。
东磐办事处驻地,孔村陈心发家
攻打安文防军守敌
安文镇在磐安县城,距东阳有120华里路,驻守着国民党自卫大队一个中队约30余人。要控制住东磐地区,就必须消灭这一地段的反动武装,为东磐游击区向磐安扩展扫清障碍。3月16日凌晨,武工队包围了安文镇。按计划由大队长方启东带领6人突击队直插敌营,其余人员扼守在镇四周路口。内外配合,战斗仅进行了半小时,即大获全胜。俘敌20余人,击伤3人,缴获捷克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子弹两箱,手榴弹若干箱,武工队无一人伤亡。此战震动了整个大盘山区。指战员们士气高昂,军威大振。自此,反动派不敢再在安文镇驻兵。
安文之战结束后,武工队于3月21日攻打东阳下辖的防军乡(现为南马镇)国民党自卫队。但由于轻敌思想,事先缺乏周密的研究部署,且又在白天作战,部队转胜为败,突遭敌人援军背后袭击,班长当场牺牲,指战员8人来不及突围而被俘,后7人惨遭杀害。
对此,武工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并进行整军运动。随后,组织3支小分队向外线的磐安、南马、官桥、湖溪、横店等地活动,筹粮筹款,张贴标语;方启东带领八、九人在东阳城郊一带昼伏夜出,宣传群众、骚扰敌人,迫使县城敌人不敢妄动。先后缴获南马邮电所电话机和泉村地主金凤仓家的德国快慢机1支、子弹100多发、步枪2支。
不久,上海、金华等地又一批知识青年投奔革命,东磐大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
策反杜锦堂起义
国民党东阳县南湖区区长兼区自卫大队大队长杜锦堂控制着东阳南乡19个乡镇的大片地域。这个区有9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小县。争取杜锦堂起义有利于东磐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杜锦堂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与抗日救亡和抗日武装斗争,同共产党有过合作,在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有积极表现。因此,陈心发、吴畏通过杜林荣等向杜锦堂做争取工作,派许维星、吕克昌等送去以办事处主任名义的秘密信件及《浙东简讯》《路东简讯》《东磐简报》《新华社电讯》等宣传资料。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农工党人及多方努力下,4月17日,杜锦堂以夜间演习为名率南湖区自卫大队200余人(整编后留下140余人),携带枪械200余件从东庄郭出发,到徐宅宣布起义,受到东磐大队的热烈欢迎。杜部起义,震动了整个东阳的反动营垒。东阳三青团《大东报》以大幅标题惊呼“杜锦堂率部投共,东阳半壁河山休矣”!从此东磐办事处管辖范围扩大到整个东阳南乡和磐安西南部等地区,将会稽、路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策动杜锦堂起义的同时,东磐大队和办事处对国民党千祥镇警察所和永昌乡自卫队等进行策反。吕克昌利用千祥镇警察所巡官陈醒目与上司的矛盾做工作,使陈醒目毅然解散巡警,交出警察所全部武器,投诚到东磐办事处。农会会长申屠玉兰以同姓同宗兄弟的关系,做通永昌乡乡长申屠章水工作,申屠章水以生病为由,解散乡自卫队,并动员乡自卫队长把枪支交给东磐大队。
4月19日,中共浙东临工委宣布东磐大队升格为东磐支队(即“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第九支队”),刘熙范继任指导员,方启东任支队长,杜锦堂任副支队长,东磐支队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大队,共400多人。
原东磐大队为七大队,大队长方启东(兼),副大队长陈瑛,教导员金理言;杜锦堂起义部队编为八大队,大队长杜贵清,教导员郑皎。以上除杜贵清外,均为农工党党员。
联合攻取磐安县城
国民党磐安县城在大盘山脚的学田村,地处磐安县中部,地方虽小,但地势险要,峰峦起伏,易守易退。县城里驻守着一个自卫大队以及警察局。4月19日下午,东磐支队派刘熙范、郑皎、施德满、陈廉前往东磐交界的马宅杨岩弄村,与浙东解放军六支队第九大队大队长陶健研究联合攻打磐安县城的作战方案,并成立了临时指挥部。
4月20日晚,刚刚就职的国民党磐安县长赵昭泰正在举办新任庆贺酒宴,东磐支队400余人和路南九大队一起从杨岩弄出发,带着干粮,翻山越岭,徒步急行军50余公里,10小时后到达大盘山脚,各路按照分工,东磐支队从东面和南面包围,路南九大队从北面包围,兵分两路于拂晓前进入预定阵地,占领各自的制高点,成合围之势,包围国民党磐安县政府所在地。东方刚露出晨曦,部队发出了进攻信号,指战员们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枪声、厮杀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正酣睡的县长赵昭泰在激烈枪声中惊醒,借着满山浓雾,慌忙与部分军警从东北角的一条小山沟逃走。战斗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局和自卫大队部,少数顽抗者被当场击毙。俘获了一部分反动军警和大部分文职人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药品和一台收发报机等。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和无辜百姓;打开粮仓,救济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刷写大幅标语,宣传革命形势和共产党政策。
这次攻城,影响很大,把共产党游击队的声音传遍了磐安山区和城镇。此后,磐安县西南部和东阳南乡连成一片,成为人民游击区。4月23日,东磐办事处正式设立下属三个分区,千祥、东南、磐东三个区政府。农工党党员许维星、陈廉分别担任千祥区区长、磐东区区长。
七、八两大队分别在南马、湖溪方向配合各区宣传解放南京的大好形势,筹集粮款物资等。4月28日,陈廉收缴了深泽乡伪乡长陈品玉的武器和弹药,由此建立了东磐支队第九大队。加上原来的第七、第八大队,至此,东磐支队已下辖3个大队,约800多兵力。
迎接解放军南下
为了迎接解放军南下,5月6日,浙东临工委指示东磐支队主力抵达诸暨县枫桥镇整训。指示陈廉、金理言率队留在磐安、东阳一带活动,配合中共永康六支队烧毁南马大桥,防止国民党部队溃逃。
5月8日,十二军三十五师解放东阳县城。同日,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指令刘熙范在东磐支队中抽调150余人,与周永山一起去接管东阳县城。支队其余人员由会稽临工委副书记兼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第二支队政委周芝山统一指挥,后编入诸暨县大队。
5月15日,东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6日,东磐办事处完成历史使命,宣告撤销。驻东阳的地方武装由刘熙范带领开赴金华二仙桥整编,整编后回东阳改编为东阳县大队。
留在东磐的武工队,在郑皎、陈廉的率领下到磐安县领导人民开展剿匪斗争。8月,这支队伍改编为解放军磐安县大队,郑皎为大队长,陈廉为副大队长。10月30日,磐安县大队指战员与中共地委抽调到磐安工作的党政干部一起到达安文镇,宣告磐安解放。这样,原东磐的武装划归为东阳、磐安两县大队和诸暨县大队的一部分。
战争是残酷的,有战争就会有流血牺牲。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和缅怀牺牲的革命烈士,东磐革命烈士陵园于2006年7月建成,位于马宅镇徐宅村附近的南江水库西侧。高耸的墓碑上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武装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和革命先辈为东磐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
参考文献:
《东磐风云录》东阳党史办
《难忘岁月》农工党省委会
《东磐支队的建立和游击区的开辟》刘熙范
《解放记忆》陶健